周六晚上陪岛上来的C君和他的北欧女朋友参加某读书会，选的是《当代中国的故事挖掘者》这个主题，主讲人有作家梁鸿，记者靳锦、王天挺。
梁鸿讲梁庄的一些事情的时候，精神有点恍惚，虽然不知道梁庄在哪，思绪却总是在《白鹿原》的场景里兜兜转转，配合左边打字记录的小哥敲击键盘的声音，哒哒哒地让大脑在陆家嘴图书馆文艺范的三楼大厅里神游，颇有种如梦似幻的离世感。王天挺在整个过程里除了自己说话的时候，基本都低着头盯着地板。他的成名特稿《北京零点后》，把凌晨的北京，大多数人昏睡在梦乡时刻少数人的悸动，写成了另一个平凡白昼下的众生相。看着他说话时的神情，不知道擅长非虚构写作，且不大跑一线的他，在写下那些文字的时候看得透彻的目光下，是否有着相同释然的心境。
习惯性地挺直胸膛，让我即使坐在倒数第三排也能轻松越过前排的后脑勺，看到台上左二坐着的靳锦。第一眼只觉她的侧脸很像大学时读英语辅修专业的一个同学，她恬静又专注地盯着正滔滔不绝阐述观点的梁鸿，虽然很好看，此刻我还是更注意低着头双眉紧锁的王天挺，这小子二十七岁看起来忒年轻。
直到靳锦提到她痴迷于人物本身的复杂性的时候，我才把的主要注意力从个性十足的王天挺身上挪开，全神贯注地盯着她看。早在今夏《我不是药神》上映前，靳锦就曾写过一篇有关陆勇的稿子，曾和他一起去过印度。她眼中，陆勇的言论和行为并不总是一致，她忠实记录了自己所看到的一切。围绕陆勇行为的争议在舆论场也有几多，为人所知的两派基本旗帜鲜明地站在“无私英雄”与“逐利小人”的对立面，收割着大部分人的注意力。在这样嘈杂的喧嚣下，陆勇做了什么好像没那么重要了，读者只想要自己希望的答案。
王天挺提到川航3u8633航班高空玻璃破碎事件发生后，许久不赶一线的他和同事一起飞赴成都，面对面采访事件各方当事人。另外两家圈内知名有公信力的媒体没有去一线，它们也出了自己的报道，是根据成都一家当地媒体的材料改编的。这个机长在宣传口径上成了一个标志性的英雄人物，但他人品在王天挺口中是颇受质疑的，这些背后的故事因为主管部门的需要没有被报导出来。典型主流媒体叙事，也是跟着这个模式走。每一次引爆舆论的公共事件，里面个性鲜明的大小人物，总是会被脸谱化，英雄与小人，泾渭分明，相爱相杀。大部分公众乐于接受这种设定，只需要跟着结论走就可以（他们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他们争论的核心点已经不是一个事实判断了，是夹杂着个人感情的所谓“价值判断”），省去了“累人”的思考过程——迎合了大多数人的脑回路——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轻轻松松走上人生巅峰。
靳锦的一篇报道，可能需要两到三个月的时间，包括现场调查、走访当事人和搜集材料等，写出来的报道也会比较长，很多读者读了几千字，发现结论还没出来，这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啊，然后就爆炸了。
靳锦说她痴迷于观察这种复杂性，可能是身为一个优秀记者的职业感使然，她无微不至地观察所选题材各个耐人寻味的方面，然后冷静甚至“冷酷”地以超然的视角陈述出来，偶尔让自己走进去与读者一起参与思考。发自内心地欣赏这种严肃写作的态度。
一段时间以来我总觉得自己是个爱无能的货色，总是在不同场合在脑海里回想起《生活大爆炸》中谢尔顿的话：“人穷尽一生追寻另一个人类，共度一生的事，我一直无法理解。或许我自己太有意思，无需他人陪伴，所以，我祝你们在对方身上得到的快乐，与我给自己的一样多。”这句话带来的感受，在C君和北欧妹不把我当人的周末也没让我对发热的内心产生过丝毫的怀疑。在周六的晚上，这种决绝，变得没那么坚固了。
《霍比特人》中甘道夫说：“你有强大的魔力没错，但我相信，能打败黑暗的，不是强大的魔力，而是生活中的小事和微小的爱。”
许多人需要一个明确的目标来指引自己踏上混沌未可期的自我超越之路，可以是大魔王也可以是大英雄，在遇到的困难的时候方便自己去权衡利弊给予自己走下去的信念或逃跑时的勇气。问题在于，以英雄或者崇高道德标准要求自己无果之后，该股执念因为缺乏自省之心，很容易被压向强求别人的误区里——自己的难处自己能理解开脱，别人的难处你却无法感同身受——痛斥别人也就成为自己懦弱退缩的遮羞布。
在九江路某酒店门口等C君的时候，发现一金发小姐姐东张西望，跑上去拍拍小姐姐的肩膀问她是不是在找什么东西，她说她在等人。聊了几句，说从挪威来上海一年了，基本的地方还是认识的，没什么中国人朋友。聊到C君和北欧妹从酒店出来，她的朋友还没到，问wechat帐号回答有，但是一周都用不到一次，跟着C北走了，笑着相互说了句:”Nice to meet u , bye “ 。路上跟北欧妹说那也是个北欧的，C君在一边让我回头去要电话号码回头发iMessage，被我假装没听到。这件事包括我听讲座看电影都能一直挺胸，被C君吐槽了一路，“这是我一直想做的小事啊”。
回去又看了一遍小男孩，从盒子里面出来举起一只手的画面，还是让人热泪盈眶，但还是更喜欢小男孩付出的全部过程。愿你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